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经济陷入了严峻困境，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，许多人都在勒紧裤腰带度日。加上中苏关系的破裂，许多从苏联引进的东西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产物。这其中，1955年和1958年推出的解放军军服，以及58式警服，便显得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。

　　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，一些地方和群众对现有的警服提出了不同意见，认为58式警服中包含的白色上衣、女警的夏季裙装、红裤线、宽大的帽檐及无沿软帽等设计不符合当时的阶级斗争意识，显得不够接地气、不深入群众。为了回应这些批评，1966年3月9日，公安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警服改革的专题报告，建议废除58式警服中的大沿帽、女警无沿软帽、女裙装以及列宁服等设计元素。

　　1966年7月2日，国务院向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及相关部门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，要求按照新的服装制式进行调整。由于当时各地还剩下大量旧式警服的库存，公安部原本计划于1967年开始正式实施新的警服。然而，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，广大工农兵群众、革命学生以及人民警察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，新制式警服最终在1966年9月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发放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66式警服。

　　从1966年底起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全国各地公安机关，成立了各省市的军管委员会（简称“省军管会”），除少数公安干部保留外，大多数人员被安排到“五七”干校进行“再教育”。不久后，各省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，公安工作由新设的省人民保卫组（简称“省人保组”）负责，并与军管会合并，形成了一个机构、两块牌子的局面。

　　在1966年至1972年间，负责公安工作的领导机关由军队干部和革委会干部组成，基层的公安事务，如治安巡逻和交通指挥等，也由军队官兵和现役民警共同负责。军队官兵穿着65式陆军军服，革委会干部则穿着干部服、军便服等。

　　65式陆军军服的设计以草绿色为主，夏季全身为草绿色，面料为斜纹棉布。军官佩戴红五星领章，战士则佩戴两面红旗领章。夏季配有草绿色解放帽，帽檐上带有扎线年起，改为不带扎线的解放帽）。干部佩戴褐色人造革制外武装带，带头扣为钢制镀铬，而战士佩戴黄色帆布武装带。鞋类方面，军队官兵常穿军用胶鞋或黑布鞋，而高级干部则穿皮鞋；夏季时部分配发棕色凉鞋，冬季时则会配发棉布鞋或翻毛皮鞋。冬季时，陆军官兵的外衣为罩衣，内穿制式绒衣、棉衣，冬季帽为栽绒帽或剪羊绒帽。干部的冬大衣为水平下挖兜，士兵的冬大衣则为斜插下挖兜。

　　至于65式军服中的女性款式，和男性军服颜色一致，夏季服装大翻领，且下摆两侧也有下挖兜。冬季服装与男性军服无异，女性军官和战士的服装样式一致。65式军服的扣子为褐色胶木扣，外露衣扣为球面圈边铜脚，内藏扣和裤裙扣则为四眼正平面背球面。

　　1967年5月，总政治部向全军指战员发放了特制的毛主席像章和“为人民服务”语录章。毛主席像章的佩戴热度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居高不下，直到70年代初才开始逐渐降温。此外，民间还存在着关于毛主席像章的“批次”说法，具体分为一批、二批、三批等。

　　革委会干部所穿的服装与军服大同小异，颜色以灰色、蓝色和黄色为主，和军服的差异在于款式的轻微不同。自1966年9月起，警察开始着装66式警服。66式警服的设计与人民解放军空军制服相似，夏季警察的上衣为草绿色，裤子为藏蓝色，仍然使用警察的“五星花边扣”作为衣扣，帽徽在55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，去除了周围的光芒，依然保留了麦穗、齿轮和国旗五星作为主体元素。

　　66式警服的设计初衷中，领章本来计划使用带盾牌的样式，但在实施初期，首都最早换装的警员佩戴的是带有盾牌的领章，然而很快就决定取消这一设计，改为和军队一样佩戴“两面红旗”领章。

　　警察的冬季制服为紧身棉衣裤，外面配罩衣，款式与空军干部服相似，衣扣同样为“五星花边扣”。交通警察在执勤时会戴白色套袖，冬季则佩戴皮面棉帽，穿短皮大衣和毛皮靴。由于当时交通警察的执勤条件较为艰苦，休息场所稀缺，警察们通常会携带挎包和水壶，以备不时之需，用来存放干粮、水和毛巾，方便在巡逻时用来休息和补充能量。

　　66式警服的着装范围包括所有在编的公安民警，涵盖了各级公安机关的人员，如市、县（旗）、镇的公安派出所民警、交通民警、铁路乘警、刑警、大城市消防队民警、边防派出所民警及边境地区的公安保卫人员。对于其他公安机关的军管会人员，只会按在编干警总人数的15%发放公用服。

　　经过几次变动后，军管会再次下发规定，凡在“五七”干校学习且农场劳动未满1年的在编民警，继续发给服装，超过1年的则不再发放。同时，所有被定为“敌我矛盾”的人员，包括待批者，一律停止发放服装，并收回所有公用物品。